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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医网 首页健康实用书健康阁开花的身体第二十八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当摩登遭遇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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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的身体
开花的身体TXT目录索引
 第一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前言
 第二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虐恋之美
 第三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O娘的情欲
 第四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男人的束腰、马裤、黑死病
 第五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脚越小美丽越大
 第六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时装之父和第一个模特
 第七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巴斯尔的翘臀欲望
 第八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高贵的假领子
 第九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与时髦无缘的男人
 第十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新艺术的S体态
 第十一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风流寡妇的帽子和吉布森女郎
 第十二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保罗·波烈——紧身胸衣终结者
 第十三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炮火开创爵士乐时代
 第十四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口红挺起来
 第十五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改变乳房
 第十六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夏奈尔5号·直筒裙·假珠宝
 第十七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斜裁大师维奥尼
 第十八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斯基亚帕雷里和她的龙虾裙
 第十九部分:给人类的一件礼物尼龙卷起丝袜狂潮
 第二十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乘“最后一班地铁”去美国
 第二十一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爱上军装
 第二十二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认识巴伦夏加
 第二十三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迪奥的新形象
 第二十四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泳装在比基尼爆炸
 第二十五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玛丽·奎恩特的迷你风暴
 第二十六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旗袍·月份牌·过滤嘴香烟
 第二十七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牛仔传奇
 第二十八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当摩登遭遇摇滚
 第二十九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辛普森,在时尚里彰显皇权
 第三十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成衣时代
 第三十一部分:时髦青年的精神偶像不朽的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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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开花的身体  作者:罗玛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txt文本格式
    第二十八部分:将“瘦身”推向极致当摩登遭遇摇滚
    将“瘦身”推向极致当摩登遭遇摇滚

    摇滚乐究竟产生于何时?是1951年底,歌手约翰尼·雷(Johnnie Ray)在绝望的声调中模仿出黑人舞蹈的嘶喊?还是1954年7月,年轻的埃尔维斯·普莱斯利(亦即日后的猫王)为了给母亲录一首祝福生日的歌,而敲开萨姆·菲利普斯录音室的门?抑或1955年3月,音乐电台播音员艾伦·弗里德(Alan Freed)宣称要替当时流行的舞蹈受洗,教名就叫“摇滚”?这些问题如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诞生了,并且以压倒一切之势,波及文化、艺术甚至服装领域。

    1960年,摇滚乐在英国登陆,并经由约翰·列侬、滚石合唱团等歌手的推波助澜,演变成一场铺天盖地的文化运动。摇滚乐不再只卖唱片,它的附带产品还有迷你裙、发胶、发廊、短靴、皮夹克、摩托车等,整个社会仿佛被注入了时代的兴奋剂,陷入一场空前的动荡。摇滚一族大行其道,他们以皮夹克、紧腿裤、长统靴和英国摩托车为标志,向一切传统的观念宣战。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这样的反叛,有些人的看法正好相反,他们认为真正的摇滚精神已经衰退,留下的仅仅是一些皮毛,这皮毛包括一些过激的行为,也包括勋章、皮夹克以及笨重的摩托车。于是,摇滚派的对头产生了,那就是从艺术院校、中产阶级之中分化出来的摩登派。他们的分歧首先体现在衣着上:摇滚派喜欢皮革和链子,而摩登派则喜欢整洁的意大利时装、派克大衣和低座的两轮摩托。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无法想像穿衣服也会产生如此激烈的派别之争!1964年,摇滚派和摩登派终于大打出手,在英国的好几处度假胜地制造事端。有趣的是在事后的审判中,这两股势不两立的力量,统统被法官归结为“无足轻重的小暴君”。

    摇滚派的偶像人物是马龙·白兰度(Marlon Barndo),那个在电影《美国飞车党》中说话慢吞吞的英俊小生,他穿着黑色的皮夹克、裹腿裤,脚蹬长统皮靴,头戴鸭舌帽,漫不经心地斜依在摩托车上。此番造型一经推出,立刻成为反叛青年的经典形象。他们将摩托车和摇滚乐糅合起来,使摇滚具备不仅有声音,还具有了视觉上的冲击力。同时,皮夹克被视为该派的重要标志(皮夹克制造商要笑死了!),上面饰满了各种纽扣以及刀或骷髅之类的图案。还有特别尖的尖头皮鞋、翻边的牛仔裤、粗重的金属链子,这些都是摇滚派的基本配置。

    摩登派当然另有所好。他们喜爱一切新奇的事物,包括爵士乐和其它的欧洲时尚,尤其喜欢意大利服装和Lambretta低座两轮摩托车。无论男女,都追求简洁精致的外表,包括罗马夹克、不褶脚的43厘米裤脚,尖头皮鞋或长统靴,以及挺刮的米色或白色风雨衣。女人更喜欢穿便服短裙,修长的轻便夹克,头发剪成维达·沙宣的经典样式,短短的垂至耳际。这样的装束基本上是以Jean Seberg之类的电影明星为范本的。摩登派的穿着一直相对稳定地流行着,甚至到了1980年代,Paul Weller也仍然是一身素色的装扮。当然,他们也有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喜欢鹿皮的鞋子和缝有Who标志的派克大衣了。

    完成于1979年的电影《崩裂》,使摇滚派和摩登派一度名声大振。这部描写了两派之争的电影,事实上对他们的分歧与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些研究者认为,正是摇滚派毫不妥协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朋克族的产生。

    将“瘦身”推向极致在破烂里造就嬉皮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嬉皮”并不是一个好的名词,它不仅代表了一种颓废、堕落的反文化倾向,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的毒品泛滥和性解放运动中,也并没有扮演什么好的角色。

    嬉皮究竟是什么?还是让我们回到嬉皮出现的那个时代谈起。

    “嬉皮”事实上是“垮掉一代”的变体延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开始复苏,那些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几乎是轻而易举地坐收了父辈们辛苦一辈子才实现的“美国梦”:漂亮的住宅、汽车、立体声音响、电视和足够的零花钱。然而,恰恰是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使他们看清了现实中人情的冷漠、战争的危机、尔虞我诈等种种社会现实。于是,他们从中产阶级或知识分子中分化出来,扯起了仁爱、反暴力、和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大旗,并以长发、奇装异服为反叛标志,向代表主流文化的传统势力发起挑战。1960年代的中期,“嬉皮”运动终于在美国旧金山的松树岭地区形成核心,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球。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不仅对包括摇滚乐在内的西方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在服饰方面,更是以迷幻剂、土尔其长袍、喇叭裤等因素的奇妙融合,开创了一种新的服装风格。

    早期的嬉皮士对反传统的生活方式比对时装要感兴趣得多。他们排斥美国式的消费主义,转而向东方国家寻求理想,常常开着野营车到阿富汗、印度等国家旅行,一路上顺手采摘东方文化中的奇花异果,比如五颜六色的土尔其长袍、阿富汗外套、异域风情的印花图案、彩色的串珠等,这些服饰配上反潮流的装扮如喇叭裤、二手市场掏来的旧军装、花边衬衫、金丝边的眼睛等,便形成了嬉皮士的反叛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嬉皮主义运动事实上是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展开的,并以反文化和反物质主义为指向,试图将服装带回到一个更加自然的状态。

    如果说嬉皮风格是在旧货市场诞生的未免有些夸张,但嬉皮士们对二手市场的偏爱的确形成了当时服装界的一道景观。每到周末,便有成千上百的年轻人涌向跳蚤市场,他们挤在堆满了旧衣的货架旁挑选出他们喜爱的旧皮毛大衣、纱裙、旧军装、古典式花边衬裙、纯丝的衬衫、天鹅绒短裙或1940年代流行的纯毛大衣。而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手工的价值被重视,服装的质地自然而纯粹。嬉皮士们怀念那样的年代,他们希望从批量生产和人工合成面料的泥潭中挣脱出来,重新建立服装的品位与个性。而更多的女人之所以怀念工业革命前的时代,是因为希望能够重新穿上吉普赛式的衣裙和由Laura Ashley(1925—1985年)设计的挤奶女工式的服装。

    1967年,嬉皮士时装店如雨后春笋迅速在伦敦等地发展起来,最有名的有“我是Kitchener老爷的仆从”、“Granny做一次旅行”等。与此同时,迷幻药开始对嬉皮士的生活产生影响,并渗透到流行音乐之中。当时的著名歌手如Jimi Hendrix,Bob Dylan和Janis Joplin等,都曾为嬉皮士的生活方式提供过经典样本,他们蓄长发、穿紧身的丝绒长裤或牛仔裤、宽松的印度衫,常常在吸食LSD迷幻药后获得腾云驾雾的灵感。这其中尤以Janis Joplin(贾尼斯·琼普林)为嬉皮主义者的偶像,她不仅歌声充满力度和激情,还酗酒、吸毒、穿无性别的背心和丝绒衣服、梳男性化的中分头发。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吸食海洛因的少女,Joplin在1970年因吸毒过量而死亡。

    在这方面,披头士乐队或许是个例外,相对于更多的嬉皮士而言,他们的服装显得整洁多了,这个从英国利物浦起家的四人合唱组自1962年推出第一张单曲《爱我吧》起,便如飓风般横扫了整个西方世界,他们的草菇式发型、裁剪合体的窄上衣和他们的歌声一样,很快成为时尚界的流行风暴。

    将“瘦身”推向极致安迪·沃霍尔的波普美钞(1)

    以玛丽莲·梦露的头像和美钞图案开创了波普之路的安迪·沃霍尔,同样将他的奇思妙想带到了服装领域。作为波普艺术的先驱人物,安迪·沃霍尔用纸、塑胶和人造皮革所做的时装“实验”,给20世纪60年代的时装界带来很大的启发和影响。

    波普(POP)艺术从某一方面来说,可以理解为流行文化和大众趣味,它是1950年代一些年轻的英国艺术家试图以大众文化来反对现代主义艺术纯粹性的结果。波普艺术多以社会公众形象为创作主题,如各种商业广告、电视或连环画中的人物等,这其中,沃霍尔以玛丽莲·梦露、美圆图案、可口可乐瓶等元素创作的作品,已成为波普艺术的开创性经典,并被无数次地印在T恤衫上。

    安迪·沃霍尔1928年出生在匹兹堡一个捷克移民家庭,13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母亲独自抚养3个孩子。某种缺憾使沃霍尔一生都在重建自己:“小报新闻纸的装订,电视的大量视觉废话和明亮但刺眼的色彩,以及二者所引起的过剩及麻醉感,三打猫王总比一个好。”他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实验”,在媒介的不停转换中寻找着创作的可能性:一幅照片可以变成丝网印刷品然后再变成丝质肖像;拍摄一动不动的物体或人,他们似乎是雕塑其实是电影;一段演讲录音可以成为一部小说。

    1962年,沃霍尔令人惊异的坎贝尔(campell)汤罐和布利洛肥皂盒“雕塑”展览刚刚结束,便传来玛丽莲·梦露自杀的消息。全世界的一片唏嘘之声中,沃霍尔意识到机会来了!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尝试一种奇怪的绘画方式,即利用绢印来复制肖像。他已经复制了猫王与伊利莎白·泰勒等明星,而真正为他带来名声的,却是梦露那张不朽的脸。

    一位纽约作家这样评论道:“沃霍尔创作的梦露系列绢印肖像画,犹如流水线出产的福特汽车一样,每一辆车都与别的车相同但颜色不同……批量生产和独一无二会有何区别呢?例如电脑,抽象的程序是唯一的但输出的结果却可以无穷的复制。也许就是由于这些因素才使保罗·比安奇尼坚持认为,波普艺术代表了美国第一次真正突破欧洲传统,从而推测它是对抽象表现主义不可逆转的反叛……。”这段评论终于将安迪·沃霍尔推到了他渴望的明星地位。

    历史把安迪·沃霍尔等人制造的运动称作波普美术。今天,Campell汤罐、重复的梦露肖像已经成为上个世纪最经典的记录之一,它与滚石乐队和柏克莱学生运动一样,承载了美国历史上整整一个特殊的年代。而作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安迪·沃霍尔至少局部地颠覆了人类文化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某种价值体系,使我们长期尊重的艺术观念突然变得一钱不值了。

    沃霍尔的绘画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他把那些取自大众传媒的图像,如坎贝尔汤罐、可口可乐瓶子、美元钞票、蒙娜丽莎像以及马丽莲·梦露头像等,作为基本元素重复排列在画面上,试图完全取消艺术创作中的手工操作因素。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的,不断的重复给画面带来一种特有的呆板效果。对此有人戏谑地评价:“麻木重复着的坎贝尔汤罐组成的柱子,就像一个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毫不幽默的笑话。”

    而他的确“想成为一台机器”,这是他的名言,也是他的艺术宗旨。对他来说没有“原作”可言,他就是要用无数的复制品来取代原作的地位。实际上,正是安迪·沃霍尔画中特有的那种单调、无聊和重复,准确地击中了当代商业文明中某种冷漠、空虚、疏离的现实。

    而对于安迪·沃霍尔来讲,世界不过是个舞台,他在绘画、地下电影、出版甚至时装界来回游荡着,一边作秀,一边吮吸着声名带来的快感。1965年,他建立了著名的Factory公司,当他将厂房刷成和自己头发一样的银色,纽约的时尚先锋们便立刻感到了“魔戒”的召唤,他们穿着奇装异服汇集到他的门下,以艺术的名义引领着纽约的时尚潮流。沃霍尔则用他的波普图案设计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服装,这些图案中甚至包括了S&H绿邮票。

    将“瘦身”推向极致安迪·沃霍尔的波普美钞(2)

    好莱坞的明星装扮或许最能代表当时的波普时尚:紧身的衣服、轻软的裘皮外套、巨大的耳环、艳俗的浓妆。既然波普与流行文化天生就是一家,那么安迪·沃霍尔的艺术资源就没有理由不拿来共享:Halston(豪斯东)用他丝网印刷的花卉图案设计衣服和围巾;Stephen Sprouse和 Anna Sui(安娜·苏)则在自己的设计中运用了他的隐性印花图案……;而Versace(范思哲)干脆让Naomi Campbell穿上印着著名的“梦露头像”的连衣裙,大摇大摆地走上时尚的天桥。

    沃霍尔有句名言:“未来每个人都能当15分钟的名人”。他的这句话不仅在今天的电脑网络里实现了,同样也在大街上有所体现,当你穿着眩目的服装在人堆里走上15分钟,保不准会有人拿着本子追上来问你叫什么——当然,更多的时候是一些商品推销员。

    自沃霍尔以来,1960年代的一些同类艺术家开始成为“商业艺术”的先驱。1964年,荷兰艺术家恩格尔创立了“EPO”(恩杰尔生产机构,Engels Products Organization),每年固定举办他的近作展览,如同时装界的季节展。几年后,他推出的系列作品被命名为“色情自杀服饰”(Erotic suicide pieces),这些“服饰”有些是给女士的,有些则适用于男士。1964年他又创立了ENIO公司(恩格尔新葬仪机构,Engels New Interment Organization),提倡一种新鲜而愉快的葬仪形式。恩格尔为这两间公司都设计了一系列海报、传单与说明册,推荐他的公司的设备与产品。而另一位艺术家丹尼尔·斯波利(Daniel Spoerri),则于1963年将他在巴黎的J画廊改为餐厅,随后又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开了一间餐厅兼画廊,在那儿他不仅亲自下厨,还应顾客的要求将剩余的食物作成艺术品。

    沃霍尔的肖像权也在成为一桩大买卖,他那戴着银色纤维假发、表情木然的脸被印在餐具、床上用品、日历等五花八门的商品上。近年,他的肖像权申请名单里还包括英国航空和梅塞德斯·奔驰公司。在过去的数年间,沃霍尔基金会已经从这方面获利800万美元。

    近期在artnet.com的一篇文章中,一位专门收藏1960年代波普艺术的旧金山私人收藏家理查德·伯利斯加认为,1998年在索斯比拍卖的《橘色玛丽莲》以173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是“90年代最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这是近年来的沃霍尔复兴的跨越性的一步。” 1987年逝世的沃霍尔在他死后的15年,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当代艺术品市场上最热门的商品。

    将“瘦身”推向极致高举朋克的大旗

    1970年代,与摇滚乐同宿同栖的街头服饰出现了新的变化,嬉皮风格渐渐式微,奉行无政府主义的朋克(Punk)族穿着更加怪诞的衣服出现在伦敦街头,很多卖唱片、服装甚至书籍的人都剪短了头发、扎通耳朵眼儿、穿起黑色紧身裤和马丁博士靴,扮演起令人侧目的朋克战士。

    应该说,朋克本身是一种抗拒时髦的结果:他们的音乐粗糙刺耳,服装的面料更是廉价。那些失业者和辍学的学生,他们常常穿着开了线的衣服和抽了丝的袜子,招摇在街头巷口,刺孔戴环对他们来说是极时髦的事,安全别针被用来别在鼻子、耳朵甚至脸颊上。他们的妆容或许是化装史上最恐怖的一种,常常将脸涂得像恐怖电影中的恶魔或原始部落的首领,配上刺猬一样的发型,简直就像从化装舞会或某个邪教仪式上跑出来的。

    由嬉皮文化中衍生出来的朋克一族,显然与它的老前辈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他们憎恶60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潮,不再提倡“回归自然”和“爱与和平”,在服装上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朋克女孩开始穿1960年代中期意大利电影中的迷你装、松垮的外套、塑料耳环、鱼网似的长统丝袜、黑塑料的迷你裙。这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当推Jordan,这个目空一切的女孩由于穿着吊带袜和透明的网状裙子去上学,而被勒令退学。这之后她又常常将脸涂成绿色到百货公司去上班。这个狂热的朋克女孩可以说是“抗拒美”的典型例子,或许正是因为如此,那些做腻了“乖乖女”的女孩们才会将她奉为精神的旗手和楷模。而Jordan也因此而赚足了钞票,1977年,她在朋克电影《狂欢》中扮演了女主角之后,便开了家名叫“女人味十足”的公司,出售起自己设计的衣服。

    关于朋克文化,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在《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一书中有精妙的阐述:“朋克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表现方式存在于音乐、艺术设计、图像、时尚和文字各个层次。因此,朋克艺术在艺术和大众媒体领域皆受注目。它的进身之阶正是通过小规模的青年企业、影迷杂志,为新浪潮新闻记者提供了练笔之处,给无名的朋克乐队设计唱片封面,为年轻的艺术设计师提供了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在时装行业,流行着同样的‘自己动手’信条,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起步点自然就是当地的跳蚤市场和清仓甩卖了。”毫无疑问,尽管趣味不同,但朋克仍然和嬉皮一样,将二手市场当成了整治行头的装备基地。尤其是那些女孩们,她们常常到那里翻检着廉价的衣服,这包括1960年代的棉布印花上衣、鲍伯·迪伦在他的唱片封面里穿的羊皮夹克等等。

    有趣的是,为朋克青年制作衣服的,也通常是一些下中阶级的艺术或时装学校的毕业生,他们之所以拒绝了“英国家庭商店”或“马克与斯宾塞”这样的主流大百货商店,而甘愿为朋克之流效劳,主要是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自立门户,做一个相对自由的职业者,比如摆个小摊、申请执照卖旧衣什么的。而这些“摊贩青年”,一旦申请到EAS组织的帮助或银行贷款,往往在毕业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能建立自己的商标。

    另一方面,作为朋克文化的发祥地,英国的朋克一族显得尤其活跃。每到周末,他们就聚集在伦敦国王大道上的“煽动”(Seditionaries)时装店里,那里有他们喜欢的服饰,更有他们喜欢的朋克王后——一个叫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nne Westwood)女人,她不仅为朋克们提供成套的奴役式服装,还负责安排他们的娱乐生活。这个精力过剩的女人,不仅在朋克运动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20世纪的时尚舞台上也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朋克一族开始闯荡天下的时候,渐渐老去的嬉皮士们只好退出历史舞台。那些身穿紧身黑衣、皮裤子、用夸张的金属钉钉满衣服的年轻人终于成为时代的主角,他们将脸抹成病态的面具,无所事事地摇晃在城市的街头。意味深长的是,当朋克们真正地吸收了通俗文化之后,他们抗拒时髦的姿态反而成了自我标榜的牺牲品,1979年,设计师Zandra Rhodes改良了全部的朋克服装——那种支离破碎的款式、无所不在的别针装饰……朋克族最具冲击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将“瘦身”推向极致韦斯特伍德的“性”高潮

    假如你在英国的街头看见一个打着领带、穿男式衬衫和西装,下身却光溜溜的女人,不用猜,那一定是维维安·韦斯特伍德(Vivinne Westwood)。她以一个恒久的姿态斜依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门前,并不年轻的脸得意地上扬着,微微隆起的小腹下,仅仅贴了一片遮羞的叶子——这张摄于1980年代的照片,即便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个惊世骇俗之举。但韦斯特伍德本人似乎并不这么认为,这与她另一张在屁股上写了“SEX”字样的照片相比,显然不算什么。

    “SEX”是韦斯特伍德和玛尔科姆·麦克拉伦(Malcolm Mclaren)开在伦敦国王大街上的一家服饰店,从这个店铺的数次更名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这对伉俪在1971年之后的那些日子里都干了些什么: 1971年叫“摇滚吧”(Let it Rock),1972年叫“日子太快没法活,年纪太轻死不了”,1974年改叫“性感”(SEX),17977年叫“煽动”(Seditionaries),1980年又改成“世界末日”。

    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女人?色情狂?虐恋分子?还是异数中的异数?天才中的天才?

    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作为朋克运动的领军人物,韦斯特伍德在1970年代的时尚舞台上,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她与麦克拉伦共同创作的朋克系列服装,不仅给当时的朋克青年以外表上的定义,更将他们的情绪“煽动”到一个难以抑制的高潮。

    追根溯源,韦斯特伍德同样是战后青年消费者中的一员,这个1941年出生在北英格兰一个工人家庭的女人,对记忆中的许多事都有着独特的认识。1992年,当年逾50的韦斯特伍德接过“年度时装设计师”大奖时,引用的便是当年猫王常说的一句话:“吻我,再吻我”。正是在这目标的驱动下,她的“摇滚吧”才能成为那些摇滚少年的心灵归属,而她的“SEX”店更是在推出了一系列奴役式服装后,将朋克族带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性”高潮——这场发布于1976年的“奴役”服装系列展示会,对70年代末的朋克文化影响致深:那些黑色的皮革,闪烁着非人性光泽的橡胶面料,被韦斯特伍德设计成骇人的受虐或施虐狂样式,并用别针、皮带、拉链、金属链等装饰起来起来。她宣称,要通过这场发布会来研究性虐待的用具。

    研究很快就有了结果:韦斯特伍德认为“这些服饰从表面上看会受限制,但当你穿上它时,会感到是自由的。”这论调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紧身胸衣爱好者简直如出一炉。

    对色情的崇尚使这个女人的服装总是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像和暴风骤雨般的力量。1979年,她做出了大量的拆边T恤,并将下臀部分设计成开放的状态,这种撕开的、随时可能滑落的色情姿态让她十分地迷恋。“1983/1984发布会”中的“女巫”系列,便是这一姿态的延伸和推进——它赋予服装一种无意识的运动感觉,那些被裁成矩形或三角型的面料经过怪异的排列——如短上衣上提,而袖子则飘然而落——呈现出“身体部位不同,运动方式也不同”独特感觉。此外,韦斯特伍德的色情表达还包括恋物癖式的高跟鞋、暴露的内衣、生殖器的外衣装饰,以及同性恋主题。

    20世纪的最后10年,韦斯特伍德对于青年文化的影响渐渐减弱,在伦敦,青年人的穿着已不再表达任何意义。然而,总有一些社交新手需要一件撑架式紧身胸衣去参加某个乡村聚会,或某个雅皮士需要一件质感光滑的针织衫去赴上司的晚宴,而那些年轻的富翁有时也希望打扮得像个古代贵族……在这样的时候,一件韦斯特伍德的套装便成了王牌名片。而韦斯特伍德的魅力也正在于,她的衣服总让人觉得既刺激又安全。

    将“瘦身”推向极致赔本赚吆喝的高级时装

    如果你认为狠狠心花掉一个月工资买来的衣服就是高级时装,那只能说明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高级时装——当然,如果你的月薪至少在1万美元以上可当别论。通常的情况下,除了钱多得没处花的阿拉伯王妃或一些大牌明星外,大概很少有人愿意花相当于一套别墅的价钱去买一套晚礼服。所以,那些制作高级时装的设计师们,他们从没指望过靠出售这些中看不、中穿的衣服来发财。

    作为赔本赚吆喝的领头产品,高级时装的利润很少在直接的销售中产生,设计师们之所以不惜血本地将这些衣服推上天桥,除了希望能从T台的旁观席上蹦出几个慷慨解囊的富婆之外,更大的期待是时装发布所引发的眼球效应——那些身价亿万的淑女名媛,她们花上数万英镑买下的礼服或许只在私人聚会里穿上一次,但只要这条消息出现在时装杂志或当天的花边新闻里,所产生的品牌效应便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回报。

    当然,被认为是时装界顶峰的高级定制时装只可能面向一小部分富有的顾客。据统计,直到20世纪中期,巴黎所有时装公司所拥有的顾客加起来尚不足3000人,而这部分人中稳定的顾客也只有不到700人。在这部分人里,美国人和欧洲人各占了250人,海湾国家有90人左右,另50人来自南美,还有大约30人来自远东。也就是说,那些出现在国际时装天桥和杂志封面上的时装,大约有三分之二都被美国人穿走了。这些人中除了我们熟知的影星名流如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或肯尼迪·杰奎琳等,还包括一些神秘的超级富婆,她们花上几万甚至几十万美元买下一件衣服,为的只是在某个场合蜻蜓点水地走个过场。

    我们无法想像一件价值连城的时装有时只穿一次就被扔掉了。在科威特有一家专门处理高级时装的干洗店,店的后场堆满了无人认领的礼服,其总价竟高达40万美元。这些礼服有的已经在那里存放得了四五年,它们被遗弃的原因仅仅是由于它的主人“不再喜欢这个样式”了。

    时装的意义在此已变的十分明确,作为身份和财富的象征,它将一小部分从大众中十分有效地区别出来。关于这一点,McDowell在他的Directory of Twentieth Century Fashion(《20世纪时尚名录》)中阐述得十分透彻:“服装是一种压迫的工具,一种与穷人为敌的武器。它们被用来告诉人们衣着豪华的人不同与其他人,而且由于其财富而胜过其他人。这些穿在身上的衣服表现他们在智力、道德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优越性。”

    而事实上时装的魅力也正在于此,当设计师刻意将一套价值1.5万美元的丝绸晚礼服与蓬巴杜夫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所推销的便不再是一件衣服,而是人们对18世纪贵族生活的向往。

    除了一小撮享有特权的人之外,高级时装对所有的人而言都是高不可攀的:谁能穿得起缀有50万颗小珍珠的衣服呢?还有用金刚鹦鹉毛装饰领口的Gaultier服装,或饰有优质威尼斯玻璃环形饰结的Versace上衣?然而,对于那些富有的女人,她们拥有一件Chanel套装或Lacroix裙子,就像她们腰缠万贯的老公拥有一辆法拉利跑车一样,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从这个角度看,所谓高级时装说穿了也就是一些超级富豪们的身份点缀,除了促进货币的流通之外,并无其它意义。

    将“瘦身”推向极致蓬巴杜夫人的洛可可趣味

    谈到服装的权利,我们不得不回到18世纪的法国宫廷,看一看蓬巴杜夫人是如何穿戴,并以此影响整个欧洲时尚的。

    比较详实的具像资料,是画家布歇在蓬巴杜夫人34岁时为她画的一幅肖像:她穿了一件质地轻薄的裙装,胸部的倒三角形紧身胸衣与以往的平褶样式有明显的不同,呈现出凸凹相间的复杂图案,袖子采用了多层的细碎褶边,低胸的领口上装饰着重叠的蕾丝花边。这是一种典型的洛可可风尚,由于这个漂亮的女人总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出现在凡尔塞宫的庆典仪式或其它的重要场合,她的洛可可趣味在贵族女性的追崇下,很快成为风靡欧洲的流行样板。

    蓬巴杜夫人本名珍妮·安东尼特·波颂,自从24岁时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后,便担当起艺术女神的角色,成为洛可可艺术的积极倡导者。在她的庇护下,画家瓦托、布歇和弗拉戈纳尔创作出大量代表洛可可艺术最高成就的传世之作,不仅如此,他们的创作还涉及了室内装饰、家具、陶瓷器皿、金银首饰、壁纸、壁毯甚至拖鞋,洛可可风尚经过蓬巴杜夫人的肆意挥洒,终于在整个欧洲的天空弥漫开来。

    苛刻的艺术词典中,洛可可风格被认为是矫饰、奢侈和浮华的代表,在现代时装中,其繁复华美的特征常被用来形容华贵的晚装或婚礼服。作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人物,蓬巴杜夫人不仅将她的个人趣味投射在艺术、建筑、园林、礼仪公关等领域,其服饰风格更是贵族妇女争相仿效的对象,以至于许多东西直接以她的名字命名,比如蓬巴杜发型、蓬巴杜印花平纹稠等。

    那是一个肉体享乐的时代,女人们将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设计成可供观赏的美妙元素:大量的蕾丝花边,大量的薄纱装饰,低胸的领口,夸张的头饰、挑逗的黑痣……洛可可趣味在这里也可以引申为优雅的色情艺术。除了蓬巴杜夫人以外,路易十五的另一个情人杜巴莉夫人以及玛丽·安托瓦奈特等宫廷命妇,都是当时欧洲的时髦偶像,她们的审美趣味在皇权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地高贵和咄咄逼人。

    服装的特权上溯到路易十四时代能找到更加典型的例子,这个奢侈的皇帝不仅自己沉迷于豪华的服装、装饰、宫殿、家具和酒筵中,还为周围的贵族们树立了高不可攀的榜样。有资料记载,那些贵族一旦进入宫廷社会就“不得不倾家荡产来维持自己现存的地位”。路易十四通过对贵族们虚荣心的利用,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他们的财产,并将他们收归在宫廷的小圈子里随意驱使。

    这样的现象即便在今天也不鲜见,我们可以想见一些美女名媛如何在雪片般地帐单里苦苦地支撑着,她们忍气吞声地周旋在男人和金钱之间,为的只是在个的灯火辉煌夜晚穿一身名牌亮相。为了维护体面的形象女人们付出的的确太多了,据说蓬巴杜夫人死后还债台高筑,200万法郎的巨债追随着她的幽魂至今未能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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